李邦彦等认为，危亡在即，仅做出这些措施是不够的，还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表明议和诚意。应该召李梲持国书割地以和，并奉地图；召沈晦奉誓书、路允迪前去割太原、秦桧前去割河间、程瑀前去割中山。

对此，宋钦宗皆表示同意。他令宇文虚中当面向金人解释，说姚平仲等“擅用兵甲，几误和议，因遣割地使，交割三关之地。”

这天晚上，宰执大臣与有关各方相聚在都堂里开会。大家一致认为，当前形势之下必须坚决执行和议政策，不得有丝毫动摇。

种师道也在场，他提出不同建议道“劫寨已误，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敌人遁矣。胜负兵家之常，正当再击之耳，何遽丧气乎？”

对于种师道这个建议李邦彦等宰执皆不听。他们都是一帮文人，性格畏懦，不懂用兵之道，更不敢再向金人用兵。

二月初三早晨，宋钦宗上朝，大臣纷纷启奏，认为李纲、种师道“出师败绩，可正典宪”，请求罢免李纲和种师道的职务。

宋钦宗准奏，于是罢免种师道宣抚使职务，改任大一宫使；罢免李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职务，命蔡懋代之。

其实，姚平仲劫营是宋钦宗亲自安排的，并不是李纲和种师道组织的。可现在，劫营兵败，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李纲与种师道因此便成了替罪羊。

姚平仲这次失败，损失并不太大，“所折者不过千余人”。可是，姚平仲觉得自己没达到预期目的，害怕被种师道以违令抗命为由而斩首，天亮前“即遁去”。据说，姚平仲“乘青骡亡命，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抵邓州始得食。”后来，他“入武关，至长安，欲隐华山，顾以为浅，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宫，人莫识也。留一日，复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余里，度采药者莫能至，乃解纵所乘骡，得石穴以居。朝廷数下诏物色求之，弗得也。”

姚平仲弃军而逃，李纲却率军出城，与金人对垒。当时，行营司军斗志很旺盛，“士气百倍”。然而，宋钦宗因听信宰执所奏，以为“奇兵劫寨败衄”，以为“大事去矣”。

宋钦宗与宰执大臣们打算牺牲李纲，让李纲来承担劫营的政治责任，以平定金人气愤之情。李邦彦曾当着宋钦宗的面，对金使说“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结连，非朝廷意。”

李邦彦等一致认为，应将李纲捆绑起来，交给金人处置。可是，不知为什么，金使竟然不接受，反以为这样不可，认为还是由朝廷自行处置比较好。

李纲在城外得知事情有变，遂立即领军入城。日暮时，他来到崇政殿请求奏对，刚至殿门，便被内侍官所阻隔，不让入殿。这时他这才知道自己已被皇上罢免，于是“退处浴室院待罪”。

当天晚上，宋钦宗派内侍给李纲送来一封亲笔信安慰他，并赐给他白金五百两，钱五十万。不久，宋钦宗又让吴敏来向李纲表示，很快便将有复用之意，李纲“感泣以谢”。

蔡懋接替李纲行营使职务后，立即派人统计损失情况。结果是“行营司兵所失才百余人”，损失情况并不像李邦彦等所说的那样严重。而西兵折伤不过千余人，其他各勤王之师因为没出兵，故没有任何损失。

很明显，李邦彦等夸大兵败损失，隐藏着一个阴谋。因为他们力主议和，他们是要以此打击主张向金人动武的李纲和种师道等军方势力。可悲的是，宋钦宗作为最高决策者，缺乏应有的洞察力，看不清事情真相，而且他也缺乏应有的决断力，在和与战之间摇来摆去。前几天，他还极力催促种师道出兵进击金人，现在却又认为出兵是一个错误选择，认为议和才是正途。

蔡懋是蔡确之子，蔡确是王安石变法改革的中坚人物，是宋哲宗时的宰相。王安石罢相后，蔡确是新法的主要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