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兵分两路大军伐宋，西路军较东路军出兵稍晚一些。十二月初六日，宗翰率西路军从云中府出发，很快便进入忻州、代州之境。当日，宋朝代州边关紧急向太原宣抚司报告“金国遣人来，大军与使人同发，直薄马邑而营”。马邑，即今山西朔州。

童贯接到报告后，立即与参谋宇文虚中、范讷，机宜王云、朱彦通等开会商议，最后决定“赴阙”。初七日早衙时，童贯当面告知太原府知府张孝纯和张孝纯的儿子机宜张浃金军已经入侵，现在形势很危急，自己必须“赴阙禀议”，“已令劄送照会，一面差官等待人使”，“本司来日便行”。

张孝纯愕然，说“金人已渝盟入寇，大王当在此勾集诸路军马，并力支吾，今大王若去，人心骇散，是将河东路弃与贼，河东既失，则河北路岂能保耶？且乞大王驻司在此，共竭死力，率众报国。如今，太原府路地险城坚，人亦谙战斗，未必金贼便能破也。”

童贯大怒，望着张孝纯道“贯只是承宣抚，不系守土，若宣抚司驻此经营，还要你们做甚？此是公职事，且须勉力！贯到京禀奏，即日便发诸路军马来策应，使贯留此，亦两无所益。”

张孝纯一听这话，愤然而起，走到自己座位与儿子张浃座位中间时，击掌大呼道“寻常见童太师做许大模样，次第到临事，却如此畏懦，更不顾身为大臣，当为国家捍御患难，一向只思走窜，是甚节操！”他回头望着儿子张浃说“罢！罢！咱们父子死守吧！”

马扩认为，童大王打算离开太原，这是被宣抚司幕僚的“谬懦之议”所迷惑。他觉得，“若果退，则使宗翰知不出刘彦宗等所料，气势愈振，必难制遏。”于是立即给童贯起草了一份“劄子”，他在“劄子”中这样分析“宗翰缘刘延庆军败，继有张觉之隙，遂听刘彦宗、余睹、萧庆辈语，乘我边面空虚，乃敢渝盟，两路直入。然而，见入贼马不多，全在大王乘机应变，力为措画御捍，且贼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

一则忌郭药师手下常胜军，勇于战阵；二则忌河东河北两路坚城可守，卒不能攻；三则忌于敛民兵城守养锐，而不轻出战；四则忌选择兵将头项递相照应，待其退回前邀后掩。此四忌也。

其一幸，大王退避，诸帅无统，军民气丧，不能更相应援；其二幸，我不急就措画河北河东两路重兵，遮护根本；其三幸，我区别归朝官不用，上疑下惧，自生变乱，此三幸也。

某观河东路险地多关隘，人谙战斗，贼必不能长驱。唯河北路，虽雄、霸州至顺安军界有塘泺，但广信军、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万一常胜军有变，燕山失守，贼马乘之，定与太原长驱南渡。显大王审度事机，速移司入真定府。真定与太原系邻路，足可相为应援，兼城坚粮多，加以大王据之，左右多西人，惯熟守御，金贼虽入境，决不敢越以南渡。兵法云攻者常自劳，守者常自逸。决可挫彼锐兵于坚城之下。”

马扩将这篇劄子投递给童贯，童贯笑着说“每遇紧急大事，公便来入交议状。”

马扩很严肃地回答道“大王掌握国家兵柄，不只是河东河北诸路，虽天下亦视以轻重。当此紧急报国之时，对于大王来说，不得不勉之！何况交结女真，恢复燕山之事，乃是大王所经手，今有此窟笼，必须大王来弥补！不只是别人不知金人情伪，不能补得，而且也不得使别人来补！此言非特系国家利害，亦系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勿惑于众人苟且之议。”

童贯表面上点头答应“甚好，来日且过真定。”其实他心里还是想马上遁离太原，回京赴阙。

马扩忧心忡忡地离开宣抚司，路上碰见将军孙渥。孙渥握着马扩的手，很着急地说“子充奈何？自此以往，天下定见土崩瓦解！”

孙渥之所以着急，是因为此时又接到代州关报，说金人已打破马邑县，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