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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郧县为何升级成了郧阳府，这就涉及到流民的故事了。

实际上，流民早在元代就已经存在了。

那时候由于汉族百姓地位低微，加之政治腐败，皇帝昏庸，因此百姓的生活极为困苦，很多汉人子民便被迫迁到了这片山区。

他们在这片山区落地生根，垦荒渔猎，虽然生活上过得依旧困苦，但少了压迫，少了奴役，他们还是很愿意生活在这里的。

这种状况从元代一直持续到了明代，尽管在此期间朝廷三令五申不允许百姓在此地聚集，甚至将荆襄这片大山列了封禁区，但是为了活命，为了不被官府缙绅压迫，四处的流民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了这里。

到了成化年间，流入荆襄大山的百姓已经超过了百万之众，朝廷为了防止流民闹事，便不断地采取高压政策，强令进山的流民搬出，无论他们的原籍是否还有土地，都非得回到原籍去不可。

如此一来，官府和流民之间矛盾就彻底激化了。

从成化元年开始，一直到成化七年，荆襄地区一共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地流民动乱，这两次动乱史书上称之为“荆襄流民举事”，尽管这两次动乱最终都是以官府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朝廷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两次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动乱被平定了以后，荆襄流民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里的土地兼并依旧严重，这里的百姓生活依旧困苦，因此，窜入荆襄大山的流民依然是源源不断。

成化十二年，即公元一四七六年，河南全省歉收，湖广更是遭受了大规模的旱灾，因此，饥民又一次如潮水般涌入了荆襄大山，当时就有记载称，这些流民“入山即食，势不可止。”。

见到流民动乱又有了爆发的苗头，朝廷便决定在郧县这里设置郧阳府来管理荆襄地区的民政，同时又在此处设立了湖广行都司来管理这里的军政。

至此，郧阳府便风暴中诞生了。

从郧阳府诞生伊始，它的肩上扛着的就是处理流民问题的重任，因此历任郧阳知府都是朝廷精挑细选的干员。

然而郧阳府的现任知府方永成却是一个异类，他这个人完全不能归类为干员之流，反而更像是一个充满了乌托邦精神的书生。

至于为什么朝廷会让他来做这个郧阳知府，这其中的缘由鲜有人知，就连当时的吏部尚书都没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毕竟方永成这个知府可是嘉靖皇帝钦点的。

陆远和李时珍一路悠悠荡荡便来到了郧阳府的门前。

由于郧阳城是一座后建起来的城池，因此整座城看起来方方正正的，就连坐落在城中心的知府衙门都是规规矩矩的。

郧阳府的衙署整体呈现长方形设计，依然遵循这历代衙署坐北朝南、前朝后寝的习惯。

自从穿越过来以后，陆远还从未进入过任何衙门，因此一进郧阳府的大门，他便被郧阳府大堂的威严给震慑住了。

郧阳府的府署大堂简朴而庄严，正门上方的黑色匾额上书写着“亲民堂”三个鎏金大字，大堂的抱柱上则撰写着一副楹联，上联为“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联为“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

此时，大堂的正门是紧闭的，因此陆远看不清大堂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不过他在路上曾经听李时珍说过，这间大堂只有在审理大案的时候才会开放，著名的“清正廉明”匾额就悬挂在这座大堂里面。

大堂的二堂之间并不相通，需要从两侧的回廊才能穿行而过，大堂的东侧是由“吏”“户”“礼”各司组成的，西侧则依次坐落着“兵”“刑”“工”各司。

沿河回廊穿过花厅以后，便来到了郧阳府的二堂，二堂就是知府衙门处理普通民事案件的地方了。

再往后则是三堂，三堂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比较神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