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徇提出的分封制之弊病，舒参何尝没深入思考过。

想当初，周武王和周公旦提出分封制之时，恰恰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

夏朝统治各异姓氏族、商朝统治天下方国，夏王、商王虽有天下“共主”之名，但实际上却对各路诸侯鞭长莫及。夏朝亡于商汤、殷商亡于西伯，皆是诸侯尾大不掉之故。

故而，周武王联合了三百路诸侯灭商之时，何尝不知这些诸侯早晚也会反过来灭亡大周？故而，周公旦这才想出“分封”的办法，将同姓宗亲裂土封侯，以钳制异姓诸侯的势力。

与此同时，分封制也是一石二鸟的好国策——

商朝灭亡太过迅速，以至于位于朝歌的王权中枢毁灭之后，各地方割据的殷商残余势力却实力强大，元气未伤。此时，大周人口不到商朝十分之一，军队更是无法与之匹敌，刚打下来的江山，如何守住？

这时候，周公旦想出了分封制的妙招，为武王麾下的诸弟（周文王虽无百子那么夸张，但周武王得到分封的弟弟就有十来人）、姬姓宗亲、功臣们画出大饼，给他们分封一块还在殷商余孽手中的土地，让他们想办法将其据为己有。

就这样，在巨大的诱惑力面前，大周王朝新获分封的无土“诸侯”们迸发出了强悍的战斗力，将商朝残余势力化整为零、各个击破，将受封的土地据为己有。

于是，周公旦夺取了殷商故都奄城，改为曲阜，建立鲁国；召公奭夺取燕京之地，建立燕国；姜太公吕尚夺取殷商重镇薄姑，改为临淄，建立齐国；其余曹国、晋国、卫国、邢国、蔡国等，皆是如此。

如今，大周的版图比商朝时扩大两倍有余，比之夏朝更是十倍之多，此皆是分封制之功劳也。

但熊徇说得对，分封制在大周初期时风光无限，往后就不会出问题么？

答案是肯定的。

随着大周由盛转衰，分封制的缺陷越来越明显。

说到底，这是一个分与合的问题。

大周初年，百废俱兴，有的是尚未收服的土地，因此派出新诸侯以获取大片土地，将殷商留下来的“遗产”收归己有，自然是行之有效、立竿见影。

因此，即便是武王英年早逝，大周还有周公旦、召公奭辅佐武王的子孙实现“成康之治”。这时，周王室还占据大片领土，名曰“王畿”，同时周王师战力惊人，诸侯来朝、四夷宾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实至名归。

可随着武王手足和开国功臣们凋零殆尽，不论是大周还是各诸侯国，权杖都传递到后代子孙手中。他们虽然还都流淌着祖先的血脉，但彼此都未曾谋面，血缘之亲、战友之情全都淡薄。

这时，各诸侯国开始各自打起了小算盘，互不来往，甚至互相算计，经常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而作为中原共主的周天子，不仅无力协调，反而不断地糟蹋祖先留下来的威名，透支着大周百余年苦心经营的硕果。

更糟糕的是，周王还会不断繁衍后代，他们的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余诸子还得按照祖制继续分封，于是周王畿被不断分割、分割、再分割，最终被蚕食得越来越小、封无可封。

大周也好，诸侯也罢，国力强大与否，无非在于人口与良田而已。分封得越多，剩余得便越少，大周如今战力匮乏、经济萧条的窘境，不就是土地、人民锐减，分封过度的恶果么？

说到底，专利之策、国人暴动、四夷反叛，这一连串事件的导火索就是大周国力下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会暴露得愈发严重。

就拿周王静上任初期的五路犯周为例，诸侯们一遇到异族进攻，大多不愿出兵、出钱、出力抵御，而是指望周王室派兵来救，且对其他临近诸侯国的死活不闻不问。可周王室已经江河日下，就算有召公虎、尹吉甫这样的贤臣续命，又能维持几何？至于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