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

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

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着《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诸子类归属于《子兵录·道家》，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着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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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

《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着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

《史记》及《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辩古说之真妄者，孟子发其端，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崔述着考信录，竟谓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前汉刘父子作《别录》《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

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着录之。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亦口传与公羊高，又四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着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诂学者，奉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公羊为宝典。

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不知古初无着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诸子书。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