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用方命圮族之鲧，至于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殛之于羽山。成汤昔之贤君也，其臣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不吝。赵皇之德过于尧汤，岂不能殛鲧而改过哉？况我太祖太宗以揖让而取天下，虽显武功，而亦不诛戮，继之以真宗仁宗，纯以仁义治之，德泽入人已深，未易动摇，赵皇又安肯遽举河朔而遂弃之？亦须聚兵而一战，胜负姑置不论，然胜者岂全无杀伤之害？特有多寡之异耳，又况于负者哉！两国之兵，各尽死以忠于国，而使肝胆涂地，非皇太子入燕之初，所以谕人民之本意也。某欲请选轻兵十骑，随某先驰至汴，亲见赵皇，临遣大臣前来军前，计议多少金帛以犒将士，更增岁币以重和好，亦大金皇帝无穷之愿，岂不美哉！如以为然愿速行之，或以为不然，既效谋不用，便留之军中无益也。

次日，沈琯想将这份和议书献给宗望，可是因没找到机会，“投不得”。这时，恰好遇见吕颐浩骑马走来，于是便“以书与之”，请他转交给阇母。

同一天，即十二月二十日，宋徽宗“闻贼马逼近”，急忙命皇太子赵恒为开封牧。他在御笔中说“皇太子除开封牧，余依故事。兹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谕此意。”

开封牧、尹，宋朝并不常置。宋太宗、宋真宗“皆尝尹京，后，亲王无继者”。宋徽宗此时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其目的是让他留守东京抵御金军，而自己则打算南撤，“幸淮、浙”，以避敌之锋芒。于是，“宰相日赴都堂聚议，有司已择二十六日皇太子视开封府事”。

十二月二十一日，皇太子赵桓入朝，宋徽宗令除去太子所佩金鱼，“赐以排方玉带”。按朝仪规定，排方玉带只为帝王所用，非臣子所当服也。宋朝金带多而玉带少，“玉带皆不许施于公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