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大量的海内移民来到此地，本地各行省奉行的是谁开垦谁拥有的土地政策，所以大量的移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那个时候，来自中南半岛和爪哇地区的移民来到此处，因为不是国民，所以无法获得土地，在严密控制的城市之中也无法生存，因此大量涌入农村，为土地所有者打工，不仅大地主使用这些廉价的外国劳工，普通的农民也会雇佣，而城市也欢迎有钱人和商贾入驻其中，带来商业的兴旺，那个时候，整个南洋最抵触的衙门就是宗教局。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大量兼并，发展成了种植园，这些采用大资本、机械和丰富畜力的种植园完全压制了普通的家庭单位的土地生产模式。一切就完全改变了，因为是在热带，所以这种经济模式不能像后世那样称之为‘羊吃人’，但农民逐渐丢掉土地，涌入城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富裕的外国移民在城市中拥有了产业，他们也愿意和说着同一种语言，习俗一样的同族聚集在一起，导致的外国人在主要城市聚居的现象，虽然当地的官僚遵从了帝国一贯的移民和户籍政策，但也是阳奉阴违。

帝国方面早有规定，不许异族百姓聚居，哪怕是合法取得身份的移民，也不许聚居，按照法令，假设某个城市的某个族裔占据人口的十分之一，那么在一个行政单位内，这个族裔的人口占比就不能超过十分之一，这一项规定一直被很好的执行，但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就以槟城的槟阳、河东、滨海、泗港四个区来说，这四个区正好各占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主要的少数族裔是缅甸人，他们各自都选择向四个区的交界点发展，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人口超过三万人的缅甸族社区，虽然分属四个区，但他们就是聚集在一起，这还只是有备案的人数，算上非法移民，已经不知具体多少人了。

外来移民的聚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他们相互扶持，暗中传教，以宗教和族裔形成各类帮会组织，还把持一些行会。

随着本地的土地兼并问题，一切矛盾都激发了，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到城市求生活，却发现自己得到的资源还不如那些外来移民，自己要向那些曾经对自己卑躬屈膝的外国人求工作，这还不算什么，失地国民发现，他们成为了二等国民。

因为有合法身份，所以在犯罪之后就会立刻被处罚，很多人被流放澳洲和非洲，而那些非法移民，没有合法身份，又不是殖民地想要的国族，反而无论犯什么罪都不会被流放。帝国不允许工坊歧视少数族裔，所以在国族经营的工坊里有不少少数族裔，反倒是这些少数族裔，非常排外，他们的工坊里却不许有国族。

工作就意味着生存，当外来移民影响了国族的生存时，一切就无法控制了，而在中南半岛上，越南与安南，安南与老挝，暹罗和缅甸，缅甸和莫卧儿王朝，屡屡爆发冲突和战争，也让大量的人逃入帝国境内。

而真正点燃国族与移民之间战火的却是本地的豪强，他们拥有最多的经济资源，也是通过当官、议院拥有很大的权柄，而他们与国族百姓的诉求是不同的，他们的工坊和种植园都需要廉价的劳动力，非法移民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任劳任怨，既没有地方宗族倚靠，出了事也不敢状告，是最合适的劳动力，因此这些人不愿意解决移民问题。

国族面对非法移民拿出的武器是法律，没有户籍就没有合法身份，没有合法身份，按照帝国的法律就要驱逐，而且宗教局严苛的宗教政策也被重新搬了出来，成为了国族最大的依仗，而地方豪强选择的办法并非调节矛盾，而是收缴国族的武器。

既然移民没有合法身份，那就给他们好了。

所以这些地方豪强宣传移民在本国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本地进行包容，尤其以那位黄文煜为首，暴怒的百姓在码头抓